2019年秋天，COVID-19還藏在很遙遠的山洞裡。黃耀明的《明曲晚唱》北美巡演來到溫哥華，我有幸和友人一起去聽了那晚的演唱會。
明哥唱的歌，我大多熟悉。溫哥華的觀眾絕大部分是香港人，對老歌的熱情明顯高些；開場幾首相對較新的歌，場面便有些冷。
唱到大約三分之一，他很體貼地唱了一首《港都夜雨》。唱完問大家知不知道歌名，現場竟沒幾個人喊得出來，可見台灣觀眾很少。
去之前，我一直覺得自己算不上什麼「合格」的華語歌迷。看了當晚的情形，似乎也勉強算是吧。
因為那時的時局，場內政治氣氛很濃。演出尚未開始，已經有人帶頭喊口號，唱了兩遍《願榮光歸香港》。
黃耀明是一位非常負責任、也非常有水準的音樂人，舞台表現自然不必多說。接近尾聲時，他說了一句話，大意是：無論一個音樂人如何參與社會運動，都不應忘記音樂和藝術本身。
可惜，那句話似乎淹沒在了現場觀眾的熱情裡。
我很讚賞他的清醒。他表達自己的理念，卻沒有讓政治完全席捲自己的創作。
在許多年代，藝術家往往走在社會運動的前面；可是，一個失去了創作本身的藝術家，也就失去了他最獨特的東西。
演出最後，全場起立再次合唱《願榮光歸香港》。
那一刻，我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感受到群體熱情的力量，也感到了一點恐懼。
這種恐懼和大家唱的是哪一首歌、支持哪一種政治理念，未必有直接關係。真正讓人不安的，是數百人同時站起來、同時歌唱、同時確信自己站在正確的一邊時，那種巨大的感染力與逼迫感。
對身處其中的異議者、中立者，或僅僅不願參與的人來說，它都可能成為一種壓力。
當時，我同情香港，也完全支持反送中，但沒有和其他人一起站起來。我和朋友仍坐在第一排，看著手機上的歌詞，唱了第一段。
沒有人命令我們起立，也沒有人來質問我們。
可我忍不住想：假如我們全程沒有鼓掌、沒有喝采，到了最後也面無表情地坐著，會不會引來某種無法預料的反應？
這個念頭有些可怕。
演出中場，明哥問候觀眾。
「在場有多少香港人？」
全場群情激湧。
「有沒有台灣人？」
一兩個人舉了手。
「有沒有加拿大人？」——他指的大概是不會說粵語的本地人。
似乎一個也沒有。
最後，他問：「有沒有大陸人？」
沒有人回應。
其實，達明一派在中國大陸有許多歌迷。那晚的劇場裡，也不可能沒有大陸移民。只是，在那樣的氣氛之下，所有人都選擇了沉默。
我的朋友原本想舉手，最後也忍住了。
我忽然想：其實我們早已入籍加拿大，那麼，我們究竟算哪裡人？
我想說自己是加拿大人。我在這裡生活多年，工作、交友都以英語為主，也早已認同加拿大文化。
可是那一晚，我和朋友像是坐在一群雞裡的兩隻鴨子，總覺得隨時可能被發現，然後被扔出去。
可雞和鴨究竟要怎樣區分？
靠出生地？使用的方言？會不會唱某一首「國歌」？
一旦提出「身份認同」這個概念，界線便很難畫清。
是看語言、居住年限，還是做一套「身份認同之倫理、道德與社會觀」選擇題，按照分數判定？
題目由誰來出？幾分才算及格？剛剛及格的人，與得了高分的人，又有什麼分別？
散場時，人群熙熙攘攘，我卻沒有聽見一句普通話。
我也是沉默的那一個。
那一晚，在「是不是明哥的歌迷」「是否支持反送中」「有沒有起立合唱」這幾個標準之下，我無法界定自己究竟是雞，還是鴨。
可是，一走出劇場，這些標準便暫時消失了。
人們重新回到日常生活，成為父母、夫妻、子女、老闆、公務員、教師、學生、廚師……
在這些紛雜的身份之上，我們又有了一個共同的稱呼：生活在加拿大的華裔。
從出生開始，人的身份便一直在游移和遷徙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我們多少都是「四不像」。
多重身份與觀點之間的矛盾和碰撞，有時會帶來痛苦。但這總好過一生只和所謂的同類待在一起，從來沒有被審視、被懷疑、被否認，也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。
沒有當過四不像，便很難真正理解別人的矛盾與難處。
也正因為是四不像，眼中的世界才可能比「純種」的世界豐富得多。
話說到這裡，本來已經可以擱筆。
但還有一句不吐不快：
群情激昂這種事情，實在可怕。
也許，當所有人都在高喊口號的時候，恰恰是最需要保持警惕的時刻。
我寧願待在一隅，做一個永遠的四不像，和少數派。
